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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江:历史学找回想像力

——中华书局版《新史学》创刊有感

历史学需要感觉主义?

素以打破常规、不守“家法”而闻名学界的念群兄,近日再一次与史学界“大唱反调”,在由诸多同仁共同创办的《新史学》第一卷的“引言”中,忽然抛弃过往对概念与理论的追求而倡导起“感觉主义”来,希望藉此为“导向”,增强对历史细节的感受能力,突破越来越专门化的“问题意识”,逼近一个“更加鲜活的感觉世界”。毫无疑问,在一个或可称之为“人人哈马,家家福柯”的新概念、新理论漫天流行的时代,这样的呼吁确有其不可否认的警示意义,故而也赢来不少青年学子的喝彩之声。但是,用这样一种高度概念化的术语来反对他自己曾经倡导的“历史的概念化书写”,虽然不至于如他自己所说的“非常凶险”,倒也真的有点“荒诞不经”,只是这种“荒诞”并非来源于“规范”横行的学术专门化时代,而可能恰恰是其自身的逻辑困境。若以之拢括《新史学》第一卷所有文章的宗旨,进而误以为这就是《新史学》的追求,恐怕与我们的初衷背道而驰了。

以表述历史为职业者闻之必摇头再三。的确,自打19世纪后半叶与文学分道扬镳后,近代历史学即琵琶别抱、投身于科学门下。历史学被视为基于科学的方法追求事物客观性的学科。

首先要做的便是正本清源的工作。只要随手翻一翻西方哲学史的着作或相关辞典,当不难发现,“感觉”之成为“主义”,并不像他之“圈内的朋友非常善意地提醒”的那样,在英文世界里根本找不到对应的译称,实则由来已久,且影响深远。作为一种哲学流派,一般写作“sensualism”,中文通常译为“感觉论”或“感觉主义”。从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普罗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到十七世纪的培根、霍布斯和洛克,十八世纪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与巴克莱、休谟,再到十九世纪以后的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以及新实在论等,这种“感觉主义”的思想或精神一直绵延不辍。特别是在十七、十八世纪英法等西欧国家天赋观念论广为流行的时期,这样一种经验主义的哲学,固然也有诸多缺陷和不能圆通之处,毕竟有如英国哲学家罗素所言,比那种头脚倒置的“先验性的金字塔”要稳固可靠得多,“即使从某个地方搬走了一块东西,它也不会倒下去”。

不过,近代历史学的一厢情愿并不能改变其自身的历史。历史学作为一种表述行为,毫无疑问带有修辞的文学成分。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所指出的,本质上,决定历史叙述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解释。1980年代后半叶“语言学的转变”摇撼了一味追求科学性的历史学,一些历史学者蓦然发现,近代历史学数典忘祖,在科学的刀劈笔削下,历史被规训得支离破碎、血色失调。历史学需要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想像力。

如果念群兄提倡的“感觉”可以与这种经验主义哲学的“感觉”划上等号,则势必与其抛弃“确定的概念与方法论”的目标大相径庭。虽则感觉主义内部也曾争鸣不已,或肯定外部的客观世界是感觉本身的源泉,或否定感觉与外在世界的关联,把感觉当作主观自生、唯一存在的实体,最终滑向了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却都无一例外地把感觉看成是人类全部知识的开端或源泉,亦即正是感觉本身才是一切观念、概念或知识形成的前提与条件,所谓“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者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何况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抽象的”、“普遍的”而与个别的、具体的“感觉”相对的 “概念”,根据一位在学院派的学术系谱中压根儿就找不到位置的美国哲学家的论证,既是对“感觉”的抽象,更是对“感觉”的包容,因为它对事物“共相”的揭示,并非是对事物之个性、特殊性或偶然性的抑制、遮蔽或消解,而仅仅是一种“省略”,恰恰体现了人类认识形成过程的“整体经济原则”。譬如你看到桌子上许多盛水的、可以直接饮用的器具,“杯子”的概念就会脱口而出,或者浮现于你的脑海,而不必浪费时间或精力去逐一描绘它们的质地、形状、体积、颜色、重量以及其他无数相关的具体影像。如此这般,我们才能由“杯子”指称的事物出发,做出进一步的思考,摄入更多的事项,逐层递进,形成“茶具”、“厨具”等包容性更大的概念,组合成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的概念网络。这一网络犹如一幅其比例尺可大可小、伸缩自如的全景地图一样,可以根据不同层次思维和行动的需要,展示相应的内涵。

本来,文史一家,自古而然,不论东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亦文亦史,介于文史之间。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历史书写就是修辞性的文学行为,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既是历史着作,也是文学作品。如果撇开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不同,确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运思结构、议论格式以及意识形态指向上并没有本质差异。

同样,以这样的感觉主义来反对所谓的学术专门化,也可算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即便是从经验主义的立场出发,再抛开贝克莱“存在的就是被感知”这种极端的命题不论,感觉固然是概念或知识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源头或材料,却也属于其中最初的阶段、最低的层次,用洛克的话来说就是产生诸如红与黄、苦与甜、软与硬等“单纯不杂”的“简单观念”,只有积累、贮存了一定数量的“简单观念”之后,再加以比较和组合,才能形成“复杂观念”,也就是从具体的特殊的认识上升到一般的抽象的认识。此时,其间的整合过程已经不再停留于人类意识形成的感觉层次,而至少进入到了知觉阶段。事实上,形形色色的感觉只是人类感觉器官在成长过程中特化、分异的产物,亦即感觉器官专门化的结果。人所熟知的“盲人摸象”的故事,以一种夸张的形式道破了其中的底蕴。而公孙龙的“坚白论”,即认为眼见之“白”与手触之“坚”不可相兼,大约也正是执着于感觉专门化、孤立化的缘故吧!因此,过于强调感觉的作用,强调特殊的细节,以致认为“细节决定一切”,反而有可能使这种感觉或细节偏离于整体,偏离于过程,结果不但反不了抽象,反使其自身成为最大的抽象!借用张旭东的一个说法,就是犯了一种“细节肥大症”。

但是,从诞生之日起,近代史学即着力于在历史学与文学之间设立樊篱,她声称历史学关注的是以“史料”形式存在的“事实”,而文学艺术所建构的“事实”是虚构的,故而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为保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兰克主义史学甚至将历史学圈定为基于可靠的官方档案的政治史。这种历史科学化的结果,近代史学失去了想像的活力。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细节不重要。特别是对受“减法原则”支配的“历史世界”来说,对活色生香的历史细节的挖掘和展示,的确可以使我们更加贴近历史场景,可以显示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有时甚至有可能因之改写或颠覆已有的历史认识。但是,如果我们以为可以由此营造一个由“感觉”而非“概念”支撑的关于过去的“动态世界”,即所谓的“感觉世界”,或者像着名学者陈春声所说的那样, “走入历史现场”,恐怕还需要有一番推敲。对于远离当下而去的过往,历史学家通常只能借助于永远残缺的文字、图像或物质遗存等中介,才能把它建构起来。长期以来,中外治史者大都以史料为本,把文本事实等同于历史事实,以为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就可以再现历史。经过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之后,这样的“客观性神话”已经难以令人信服,却依然挡不住历史学家们复原历史真相的冲动。这原本无可厚非,可他们往往不愿直面孙江先生指出的“过去不在和过去实在性”以及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断裂,偏要执起“同情性之了解”这把金钥匙,去打开让时光倒流的“月光宝盒”,意欲“触摸历史”,“进入历史”,与历史当事人同呼吸,共命运,感同身受。他们很少清醒地意识到这一追求内在的悖论或张力。如果当下的我们因为个人的差异而对“吃饭吧”这一套话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我们又怎能保证历史当事人不会掉进同样的陷阱呢!本卷孙江笔下的“先天道事件”不就是最好的例证吗?一旦我们开始对各方信息进行甄别和阐释,我们实际上已经恢复了“事后诸葛亮”这一历史学家的真面目,而脱离了所谓的“历史现场”。为了不至于让现实与历史的对话变成关公战秦琼的笑谈,我们需要磨砺的恰恰是历史学家的主体精神和专业素养。如果说我们能够对历史有一种非同一般的“感觉”之刃,那这样的“感觉”脱离了专业的训练、知识的积累、长期的实践以及高度的理论自觉,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对于兰克式的历史叙述,近代史学内部一直翻滚着突破桎梏的冲动,“新史学”便是一个象征符号。早在1890年代就有人使用了“新史学”一语,1929年法国“年鉴派”出现后,“新史学”逐渐扬名世界,衍生出多重含义,从早期强调与社会科学对话、建构整体历史,到近来反对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和用理论、概念来随意切割历史,主张把历史置于日常生活之中加以考察。“新史学”这种不断突破自我——历史学的局限性的努力,表明她不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是反对任何僵化的武器。在法语里,“新史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活着的历史”。顾名思义,活着的历史就是要将历史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这是一个高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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