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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关于十八世纪中国研究的几点浅见

我对清史的兴趣多以十八世纪为中心, 就此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抛砖引玉, 以就正于大家。

“漫长的十八世纪”与“盛世背后的危机”

葛兆光 | 文

先从我们的“近代史观”谈起。通常讲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多是以鸦片战争为界, 认为1840 年以后, 中国才步入“近代”。这是传统的权威性观点, 自然也有不少修正意见[1]。特别是近年以来, 有学者强调指出, 中国自明末清初就已经处于一个世界体系之中,甚至是居于中心位置[2]。不管是否中心吧, 在那样一个经济体系之中, 似乎已无可置疑。问题其实还不止于此。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 历史系

就在十八世纪, 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它首先表现在人口上: 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 世界人口出现了一个与前大不相同的持续增长, 直到今天。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写道, “一切都同人口数字及其波动相关联”, 在西方, 人口一直在剧烈的波动和增减之中, 但从1750年开始, 不再倒退。同一时期中国人口增减的节奏, 与之大致相同, “似乎整个人类都服从同一宇宙命运, 与这个首要因素相比, 人类历史的其余因素统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3]。此次, 全世界都处于了“同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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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王凌:关于十八世纪中国研究的几点浅见。人口只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标志和“首要因素”, 它决不会那样“孤立无援”。如果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现代现象” ; 那么, 引起下文所示的一系列“现代反应”, 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本文来源于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网站。

澳门蒲京赌场手机版,在人口增长之外, 我们不难看到的, 还有政府职权的加强。在西方,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生, 政府的权力明显地加强了, 这已是不争的史实。但在中国, 相比之下, 这段历史却不太为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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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清史着述中, 十八世纪政治史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中央集权的加强”、“赋役改革”和“整肃吏治”这几件事了。这与史实相去甚远。现有研究表明, 清代在圣祖发现人口问题之后, 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在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 ,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的经济发展对策, 从而构成了政府政策上一个极具连续性的、空前活跃的和充满生气的时期。

葛兆光先生:右一

康熙以来的有关想法, 表现出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 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 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 经济为主导解决政治问题的思想, 是兴起于十九世纪的西方[4]。这样看来, 我们怎能说清代的人口思想就是一个“传统”的产物, 而不符合“现代”的标准?

作者按:这是 2018 年 11 月 14 日在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主办的“从全球史看近世中国的兴衰”论坛上的演讲。该论坛由香港大学梁其姿教授主持,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先生、台北中研院朱云汉先生和我,分别从新加坡、台湾地区和大陆学者的不同视角,对这一主题进行阐述。以下就是这次演讲的记录稿,我做了一些补充和修订。

中国本具有前现代国家罕与伦比的政府与官僚组织, 又值国力鼎盛之时, 各地全力推行劝农政策的结果, 直接带动了政府权力的扩张。这是一段为中外学者“忽略”了的历史,但它却是中国史中一次重要的“脉动”, 并与二十世纪的“大政府”现象直接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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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地方官员职责, 必然要增加他们的行政负担。但一州一县地方广阔, 事务繁多, 非州县知事一人所能身任。但中国自秦、汉形成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以来, 二千年间, 作为基层政府的州县数目只有很少量的增加, 官员数量也无大的改变, 可是全国人口已增加了若干倍, 这就使地方政府不胜负担。针对这种现象, 清代雍正、乾隆以来, 屡次有人建议增设职官数额, 设官专司农事。不过, 有清一代只是有限地增设了职官和增加了官员人数, 而主要依靠州县本身职权的加强来满足其行政需要。中国政府官员的大量增加, 是在清亡以后的二十世纪, 但应看到, 十八世纪这一要求已经产生, 改变的根苗已经种下。

在保证县级以上有效控制的另外一面, 是在州县以下的基层, 政府既缺组织, 又乏人手, 势难顾及全面。从某种角度看, 近于一种无组织状态, 资源分散, 人员难以动员, 有如“一盘散沙”。为推行政府有关政策, 有人建议选用老农, 或利用村长、乡长及乡约等, 分任职守。这就提起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层”、“中层”、“下层”结构的“三层重建”问题。

今天这个对话主题,有三个关键词,全球史、近世中国和兴衰。哪一个对我来说都太困难,因为我不像王赓武先生那样对世界历史有渊博的知识,只能局限在中国、最多东亚范围来谈,我的主要历史研究时段也不是近世,而是传统时代也就是古代中国,所以,对当今最密切的近世中国也相对陌生,而所谓兴衰,既要涉及衰落的时段,还得涉及崛起的时段,对于一个习惯于讲“过去的故事”的历史学者来说,当下的故事总是不那么容易说的,历史学者习惯的,是把对象推开一段距离,才能看得清楚。

在所有这些方面, 十八世纪的努力, 可以说都是二十世纪的先声。

不过,既然来到这里,就总要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我想,我把我要讨论的时间稍稍往前推一点儿,从我们通常所谓“漫长的十八世纪”(Long Eighteenth Century)说起,看看在十八世纪的全球变化中,中国的“盛世背后的危机”,是怎样使得中国逐渐衰落的?

十八世纪政府劝农策的要点, 是推广新的适宜产品暨优势项目。也可以说, 各地劝农无不以此为其能事。根据笔者的所见所闻, 这与二十世纪 的政府行为, 不能不说极为相似。

毫无疑问,我今天在这里说的十八世纪大清帝国衰落历史,多多少少有一点“自今之视古”,希望从十八世纪的大清历史,为今天中国的现状寻找兴衰的渊源。我曾经多次说过,历史学者是寻找病源的医生,而不是开处方动手术的医生,至于这些病该怎么治,那是政治家们的事情。不过,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想告诉今天的人们,近世中国为什么会衰落,这些引起衰落的病根儿,现在是否还在中国的身体中?

政府的这一类行为在后来却遭致了严厉的批判。为什么一定需要官府劝农? 农民难道自己不会种地? 政府在这里又能起到什么难以替代的作用? 这也是课堂教学中常常遇到的问题, 也应在适当的场合给予回答。

至于“兴盛”或者“崛起”,我们留给朱云汉先生来详细分说。

不过对上述看法, 可能已有读者不能同意: 什么“多种经营”? 清代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难道不就是开垦土地?

不错, 清初政府重视土地开垦, 清代垦荒也有很大成绩。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 清代政府重视土地开垦, 只是在清初的一个阶段, 即所谓“恢复时期”。大约到康熙中叶以后, 随着“恢复时期”的过去和“发展阶段”的到来, 朝廷对它就不怎么重视, “恢复政策”也逐渐为新的“发展政策”所取代。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曾经说,讨论帝国的衰落,往往有不同的途径。如果把道义颓废、政治腐败作为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道德史观;那阶级斗争激化,统治阶级应对错误看成帝国灭亡的原因,是阶级史观或革命史观,若将经济萧条,人民穷困作为帝国衰落的原因,是经济史观(见其《中国史》“自跋”)。当然,说到十八世纪的帝国衰落,还有一种是归咎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这是现代反帝反封建的民族史观。不过,我们讨论全球史背景下的十八世纪中国的衰落,其实,可能需要更复杂的历史背景分析。

这一经济发展政策的主旨, 即是不再亟亟于土地的开垦, 而是在已有的耕地上做文章,尽量提高其利用水平, 特别重视五谷以外的作物种植和农耕以外的各种经营。即在“三农”之外, 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5]。其涵义已不止于“精耕细作”, 也不仅在“多种经营”, 在随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中, 出现了经济作物等“商品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生产优势的交换, 以及工业和商业的广泛增长, 等等。遂为中国经济指明了一条极具可行性的发展道路。

在很多历史学家看来,似乎十八世纪的中国正是“盛世”,通常都说“康乾盛世”嘛。美国学者罗威廉为那套《哈佛中国史》写的最后一册,讲清代的历史,就有一章叫“盛清”。盛清,看上去说得很是呀,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国力强盛,版图扩大,到了乾隆末年,乾隆皇帝自己就说:古往今来,有那个皇帝执政六十年?有那个皇帝五代同堂?有那个皇帝能有十全武功?

这当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可惜的是, 清代这些成就多未得到应有的总结。以致到二十世纪中叶, 人们还以为经济的发展主要还应依靠土地的开垦, 和增加粮产, 直到很久以后才有所改变。尽管这时除一些边疆地区如东北以外已几无可垦之地, 尽管十八世纪的欧洲人已经看到了中国的这种“持久性”, 看到了它“没有荒地”, 以及土地上精心劳作和双季稻种植等[6]。

可是,放在全球史里面,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尽管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常常通过来自传教士的报告,把中国理想化。他们说,在政治上,中国统一和集中的国家体制比欧洲好,思想上,简洁和理性的儒家比宗派林立争权夺利的基督教好,社会上,中国科举制决定社会地位,比欧洲世袭身份制度好,君主方面,中国皇帝像父亲一样关怀子民,比欧洲君主强多了,在经济方面,中国在重农基础上再发展商业,比起欧洲在重商主义刺激下使得农村凋敝要好。加上那个时候中国风尚,什么园林楼阁、瓷器漆器,正好风行一时,除了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之外,对于中国是一片称赞。我写过一本书,叫“想象异域”,说李朝的朝鲜文人想象中国,是文明变成野蛮,不过,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想象中国,中国却是莺歌燕舞。

直到二十世纪末农村改革以后, 中国经济才又重新走上了“旧有”的发展道路。不但农业“全面发展”, 所谓区域优势交换, 和农村工业的兴起[7], 又有哪一条不是“清代的老路”? 二者之间岂不存在一种直接的接续关系 ? 为此, 若说清代的努力具有一定的“现代性”, 恐怕也没什么大错吧。

不过,把十八世纪的中国放在全球背景下,就看出问题来了,康乾盛世不是兴盛时代吗?是的,虽然它没有像联合王国那样发明出飞梭(约翰•凯伊,1733)和新纺车(哈格里夫,1764),发明出蒸汽机,出现了“产业革命”。但是,它确实使得中国进入一个稳定的秩序,把明朝疆土扩大了一倍,收纳了好些满蒙汉之外的族群,整顿了文化和思想世界。你可以数出好多好多他们的伟大成就,可是遗憾的是,这些伟大成就背后,有着一些阴影或一些病灶,这些阴影或病灶,不仅导致了“衰落”,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也许还会影响到今天的“振兴”或“崛起”。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把维持大众福利置于最优先的地位”, 美国学者王国斌说, “国家视农民的物质福利为最重大的问题”。为此清朝创建了一个复杂的粮食供给系统, 中央向地方官员收集关于粮价、气候和降雨的资料,以预测何时何地可能发生严重缺粮以及如何做出反应[8]。学者李伯重也说, 上述那些保障人民起码生存权利的物质利益手段, “早在它们成为近代福利国家的要素之前很久, 在中国就已存在, 而且占有重要地位”[9]。这样说来,中国在十八世纪, 岂不是已经进入了“现代”?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曾经把大清帝国“国运逆转,由盛到衰”,归咎于“行政无能”、“腐败普遍”和“财政窘迫”,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我想和大家讨论的是另外三点:第一,帝国庞大疆域和复杂族群,造成控制成本过大;第二,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无法面向世界,越来越凝固和僵化;第三,归根结底,是皇权或国家权力过于集中,封杀了变革的可能性。

乾隆初年的粮政努力, 把清人的理想追求推到了一个高峰, 也把政府对社会经的干预推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它希望主要依赖政府组织本身的能力, 来一举解决赈灾、济贫、吃饭等全部粮食问题。这显然构成了近几百年中国历史中的一件大事, 而相形之下, 只有二十世纪的努力能够与之相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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