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eleytt.com

杨念群:提倡“感觉主义”的若干理由

把“感觉主义”和严肃刻板的追求“真实”的史学连在一起,使这个词很容易招惹人生出许多负面的想像,比如人们会想像那些具有丰富“感觉”并刻意突出其作用的人一定是对收集史料的活儿怕苦怕累,推三阻四才想出这么一个使自己轻松的办法。可我认为,在当下的中国史学界内突出“感觉”的意义,并没有故意赶时髦或耸人听闻的意思,也绝没有蔑视和轻松逃避史学积累工作的意图。也许可以这样理解,我在这里大谈“感觉”的起因正是因为自己实在无法容忍目前史学界的一些治学弊端而做出的“矫枉必须过正”的无奈姿态。这姿态也许有些戏仿当年胡适的味道,一些人曾质疑胡适的“全盘西化论”,胡适的回答大意是说,咱中国人怎么可能真西化呢,但中国的传统害人太深,不这样提出问题如何能刺激他们走上变革之路?

告别“以论带史”,走向“史料即史学”,告别“古为今用”,走向“为历史而历史”,告别“宏大叙事”,走向无关宏旨的“琐碎史学”,告别“自言自语”,走向“日常生活史”,这诸种倾向叠加在一起,导致近30年来的史学研究日益国学化、汉学化、实证化、碎片化,所以,在笔者看来,对史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必须进行一次再调整、再斟酌,也就是要对史料与史观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微观与宏观的关系、引进与自主创造的关系进行一次再平衡。

为简捷起见,我在此尝试提出提倡“感觉主义”的若干理由:

文革结束已经快40年了。30年河东,30年河西。历史几乎每隔30年都要出现一次轮回:从1919到1949,从1949到1979,从1979到2009,几乎都是如此。从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开始,像中国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门类一样,中国史学事实上又面临一次再定向,或者说,已经进入又一次再出发的前夜。

第一,当今中国史学完全丧失了讲故事的能力,换个文绉绉点的说法就是没有优秀的历史叙事,反而对优秀的故事叙述畏之如虎,避之如蝎,好像讲故事只能和通俗、不深刻和“文学化”为伍。说句更狠点的话,20世纪以后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就根本绝迹了,只拥有变幻不定的各种引进概念和围绕这些概念做出的简单归纳。而中国本来一直不缺乏优秀的史学叙事传统。《史记》中故事的丰富和生动自不用说,可夸司马迁的人都说他会“究天人之际”,却对其漂亮的讲故事手法保持沉默,以致于现代史学只充满了专业化的暴力断语和抽象符号,哪里看得到司马迁的影子?

30年前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反思文革开始的,今天的再定向再出发,也应该而且必须从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走向开始。尽管“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史学最为活跃、繁荣和最富生机的30年”,尽管“这30年间的史学创获是1949年前的30年所不能比拟的”,但为了中国史学的健康发展,对近30年来的史学倾向也必须像反思文革史学一样进行反思。

第二,中国当今史学完全丧失了想像力。中国史学缺乏想像力的原因是片面追求所谓客观性和“求真”的效果。客观化和“求真”本来都是不错的说法,但在中国却像被念歪了的经文。首先我们要分清:客观化非“科学化”,“求真”是一种人文愿望还是机械模仿?中国史学被“科学主义”所毒害不是一天两天了,“结构”“量化”“趋势”“规律”的僵化表述使大多数中国史学作品活像一些毫无人文血色的贫血婴儿。

30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4年前后,史学界正在干什么呢?正处于一种什么形势呢?1984年前后,史学界正在义愤填膺地反思文革,正在控诉文革对一大批史学家如翦伯赞、吴晗等的迫害,正在声讨“评法批儒”对史学声誉的严重败坏,正在全面检讨1949年后所确立而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的史学思想、历史理论的基本原则。总之,这个时期史学界的基本追求是:摧毁在“文革”期间和“文革”前夕占主流地位的理论、思想和观念,为新时期学术确立新的方向。但与此同时,偏颇和偏差也出现了,甚至在一步步地向极端走去。

第三,中国当今史学像个鹦鹉学舌的理论秀艺人。不会讲故事也就罢了,现今的历史学不但缺乏对历史情境本身有深刻洞察的人文嗅觉,而且更进一步变成了西方理论的拙劣贩卖者。现在的大四学生都可开口闭口讲两段哈贝马斯和福柯,却对中国历史的最深层逻辑的悟解隔之千里,以致于了解西学越多,对中国的理解能力就越弱,离真实的历史就越远,完全违反了理论增强历史悟性的良性增值定律。

通过1984年前后的反思,人们当时总结出了若干教训,形成了若干共识。

当年,我本以为即使“矫枉过正”地生搬硬套一番西学理论,至少会对中国史学的最终革命有所助益,这和90年代的一场争论有关。90年代曾经有一个说法,即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当时学界有两派,一派认为80年代的“思想”无根无基、徒具口号的效应,90年代通过“规范化”的形式才使得80年代不着边际的“思想”拥有了学术依据;另一派则认定90年代的“学术”仅是霸权条款而无人性灵魂。我当时坚定站在“学术规范化”提倡者们的一边,但十年过去我却发现,“学术规范”不但变成了学术制度日趋僵硬的助推因素,成为打压真正有活力之学术创新的一个最好借口,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学走向灵性之前途的毒药。

从废弃“以论带史”到皈依“史料即史学”

毒药的症状是:概念使用越规范,就越有可能按照西方的社会科学的状态去处理中国本土的问题。可笑的是,自以为对解释中国历史独特性有用的新理论,却把中国历史恰恰理解成为一个西方道路的翻版,而与中国历史的本来面貌愈趋愈远。横向移植的结果是打开了历史学界研究的视野,变得非常热闹,但对中国历史本原状态的解释是越来越弱了,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悖论关系。它可怕到不是应不应该或引不引进理论的问题,而是引进之后结果是否更糟糕的问题。这也引起了我的沉思,历史教学中对西方社会理论的传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以致于缺乏“问题意识”一度变成了我们讥讽史学研究者抗拒理论训练的一个口头禅,但我的问题是,具备了理论训练后,就自然而然地具备了洞悉历史真相的能力了吗?事实可能正相反,这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对“问题意识”的具备往往不是对中国历史进行深刻洞察后获知的结果,而往往只是对包装某段历史的理论教条耳熟能详的一种表现。

废弃“以论带史”,主张“论从史出”,在拒绝了“巩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硬性规定之后,史学界则逐步皈依“史料即史学”,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的主要倾向之一。

在这个意义上,单纯强调“问题意识”极易造成一种误导,以为掌握了一些理论皮毛和套用技巧就可以替代对历史本身艰苦卓绝的体悟过程。只要看看现在大多数的博士论文和充斥书店的学术专着就会清楚,这些学术产品都“规范”得很,如行文中都有明确的“学术回顾”和参考书目,有中规中矩的中间论证和最终的结语定论,但总让人感觉到这些产品“规范”得越来越有“八股”的味道,似乎离历史的真实感觉和状态相差甚远。原因就在于太迷信“规范”和其建构“问题意识”所导致的后果。这些作品给人的印象是,某个题目的选择背后都有一种理论预设作支撑。但作者对这些理论预设的遵循不是根据其与历史本然状态自然契合后的一种选择,而是削足适履地使鲜活的历史场景服从于一个个预先设计的“问题意识”,结果据此剪裁拼贴出来的历史图景之单调无趣可想而知。“问题意识”的设计恰恰不是显示中国历史中人物活动的动态表现,而是某种即定成型的理论模式的反复上演。

“以论带史”无疑应该废弃,这是一种带有典范性质的教条主义的治史路数。为了取代这一路数,史学界当时相继提出并强调了“论从史出”和“史论结合”等治史方针,这本无不妥,因为在这些方针中,毕竟还有“论”的一席之地。问题在于,此后的史学界却在告别“以论带史”之后,则经由“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等弱化理论地位的环节,一步步滑入了“史料即史学”、即完全排除理论的观念之中。对“以论带史”的批判,最后竟演变成了对民国年间占主流地位的治史路数即“史料即史学”的皈依。于是“史界二陈”即陈寅恪和陈垣重新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史学界的偶像,“回到乾嘉去”终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成为史学界的主流思潮。

我提出“感觉主义”的重要性当然和历史研究中缺乏鲜活的“人”的踪迹有关。中国当代历史书写中缺乏对人的关注早已不是新话题。更可怕的是,这种“人”的缺席会被一种貌似新潮深刻的“理论”规训所淹没。

近30年、特别是近20年来,主流史学界在拒绝了教条主义的同时,也拒绝了“理论”和“思想”本身。20世纪以来的中国史学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缺乏“理论”和“思想”,缺乏“抽象”和“概念”。“理论”、“思想”、“抽象”和“概念”,要么已被主流学界遗忘,要么已成为不光彩的东西。而年轻的学徒几乎均成为主张“史料即史学”的傅斯年的私淑弟子了,到处是“考”,到处是“辨”,到处是“订”,到处是“补”,如果把这种方式仅仅作为一种训练手段,无可厚非,问题在于,与此同时,那些所谓的“导师”却教学生远离“理论”、远离“思想”,甚至还引导学生远离“解释”,说什么考证史实是历史学家的本份,评说史实则是站在史学圈外说话,完全忘了中外史家的教导:清理史实和解释史实都是史家份内的工作。选题越小越好,材料越冷僻越好,考辨越细越好,“理论”和“思想”的成分越少越好,已成为史界一种主流价值观或主流学风。

我并不是笼统地反对“问题意识”,而是反对没有经过历史感觉历练淘洗过,而直接被理论规定性所强迫的一种貌似规范的学术行为。现在有些学生倒是心中总有一种“学统”在,慢慢被规训得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在什么样的学术传统中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但这种问题的提出往往不是其自身经过对历史过程的个体感悟得来的,而是不断在某种“问题意识”自身的滚动复制中形成的一种提问方式,熟练、机械但缺乏灵气,这就是其意识中缺乏对历史细节动态的绵绵渗透般的感知能力造成的恶果。特别是史学界弥漫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判断,认为古人对事务的认知由于不如我们当今人知道得清楚,所以毕竟吾等具有“后见之明”的优势,对古人的智商时常缺乏敬畏之心,是我们当今历史学家的大毛病。古人老谈“复三代”,我的理解是不一定“三代”事事就比当时强,但古人对过去历史的敬畏使他们更加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从而更加注意如何关注环境与自身处境的平衡关系。无奈我们这些搞历史的人往往不知古人言行的深意,却常常自我得意地妄下是非判断,导致“问题意识”的建立充满了自大虚矫的色彩。当然,这种毛病我自己身上也常常难以避免,故需时时自警。

总之,如果说近60年来占笼罩地位的史学趋向,前30年是教条主义的话,后30年则是实证主义。问题在于,教条主义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臭名昭着,而实证主义的消极影响,学界不仅尚未认识到,甚至仍被趋之若鹜!

从否定“古为今用”到遁入“象牙塔”中

废弃“古为今用”,主张“为历史而历史”,在拒绝了“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口号的同时,进而放逐了现实和时代,最后则整体遁入象牙塔中,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的又一种主要倾向。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史学界对历史与现实关系问题的认识,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1949至1979年近30年中,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占主宰地位,走向极端后,“历史”被“现实”完全吃掉;从1979年至今,又30年了,在这期间,“历史”又一直试图摆脱“现实”的纠缠,想不食人间烟火,走向极端后,“现实”又差一点被“历史”吃掉。近30年间人们谈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太多,而且在强调“区别”的时候甚至否定了二者之间的应有“联系”。

1949年后,历史研究全面纳入为现实、为政治服务的轨道,有时甚至一度围绕着运动转、围绕着政策转,而登峰造极的表现则是在“评法批儒”时期,这时的历史学可以说已完全堕落为政治斗争得心应手的工具,颜面尽失,声誉被严重败坏。所以,“文革”一结束,部分学者就提出放弃所谓“古为今用”的原则,向“为历史而历史”的路子靠拢,“回到乾嘉去”之所以成为这时一些人的选择,绝非偶然。这时人们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成为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要想避免丑恶的“评法批儒”,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这种对所谓“纯学问”的向往在80年代初可以说即已成为一种思潮。但由于强大历史惯性的作用,加上特定的精神气候,在整个80年代,“历史”并未完全实现回避“现实”的目的,相反“历史”在新的斗争中依然发挥了重大作用。当然,也确有一小部分人实现了摆脱现实的目的。但到了90年代,“现实”才真正成为一种大面积的“瘟疫”,使得许多人躲避惟恐不及。一方面是翻天覆地火热的社会巨变,另一方面是寂静的远离生活的历史学领域。在一场巨大变革面前,历史学家集体逃亡了。

历史学界刻意规避现实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集体缺席关于中国崛起、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的讨论了。中国崛起毋宁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义已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的边界,成为国内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甚至文学家等等,均在这场讨论中悉数登场,都在通过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和思考,来展示自己的生机和活力。在这之间,却唯独不见历史学家的身影。这极不正常!因为文明的复兴,正仰赖于历史的被唤醒,而历史学家所担负的正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唯一中介,因而在中国崛起的进程中,历史学家们是最有资格、也最应该成为积极的一员的。但在各种各样的理由下,主要是在躲避现实的主流思潮裹胁之下,历史学家在这场讨论中却集体出逃了。

从解构“宏大叙事”到走向“碎片化”

废弃宏观研究、宏大叙事,在拒绝了假大空的同时,则进而放弃了对历史的大脉络、大趋势、大线索、大走向、大波折的探求,这是“文革”结束之初,史学界的第三种主要倾向。

近30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最大趋势,是由“虚”入“实”,弃“大”就“小”,而以“大”为“虚”、以“小”为“实”,则是问题的实质。中国史学界30年来越来越向“小处”走去,越来越向“细枝末节”走去,越来越向“边缘”走去,越来越向“琐碎”走去,而与此同时,史学界则在不断地解构所谓的“宏大叙事”,质疑“宏大叙事”,甚至妖魔化“宏大叙事”,历史的“碎片化”于是不可避免。人们在把历史“碎片化”的同时,史学界自身的“碎片化”也同时不可避免。一个统一的史学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这个所谓“统一”的史学界在被“碎片化”之后已经潜入各个历史碎片之中,是人们当下所感受到的一个基本事实。《近代史研究》和《史学月刊》两家杂志,于2012和2013年几乎同时发起“碎片化”和史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讨论,堪称是对这一点的力证,同时也说明此一倾向之严重。

这一现象的出现当然也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与“前30年”对着干的结果。众所周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一诞生,就声称不走“微观史学”之路,要探求历史的“法则”,要研究“大历史”,李大钊的立场当时最具有典型性。此后的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和翦伯赞等唯物史观派史家,则逐步远离“史考”之路,坚定地踏上“史释”之途,远离“考史”的路数,群趋“着史”的路数。1949年后,历史似乎肯定了“史释”和“着史”为正途,“繁琐考证”为斜路。于是,从1949后,对历史的“宏观研究”成为主流,“五朵金花”的盛开,“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的讨论,遂成为历史研究的常态,走向极端之后,就出现了研究课题越大越好、越抽象越好、越空洞越好、细节和材料越少越好的局面。历史研究最后成为没有弹药的“放空炮”。

郑重声明:本文版权归澳门新蒲京娱乐诚所有,转载文章仅为传播更多信息之目的,如作者信息标记有误,请第一时间联系我们修改或删除,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