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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山祐:高丽前期乡村支配体制与封建社会的发展

韩国昌原大学历史系教授 具山**

 今天给大家说说王建简介和王建的故事,王建,字若天,松岳郡人,朝鲜半岛重新统一之后的第一位君主,高丽王朝的开国国王。祖上可能为中国人,高丽毅宗史官金宽毅所撰《编年通录》将其曾祖定为唐肃宗。

1. 绪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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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笔者围绕有关高丽时代国家如何支配乡村,乡村社会如何应对等问题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本论文结合韩国封建社会的内在发展,进一步探讨高丽前期乡村支配体制。

王建在新罗末年大乱时投奔弓裔,918年依靠兵变夺权登位,建国号高丽,年号天授,935年取新罗,936年平后百济,统一朝鲜半岛。他初步组建国家机构,采取笼络豪族的策略,广泛与豪族联姻,建立豪族联合政权;同时定平壤为西京,积极北拓;文化上弘扬佛教;对外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对契丹则持敌对态度。943年去世,临终前留下《十训要》,死后庙号太祖,谥号神圣,葬于显陵。

高丽前期是指11世纪,新罗末期过渡到高丽初期的历史阶段。近来,韩国的学术界在历史划分上把新罗统一开始认定为韩国的封建社会的观点达成共识。高丽前期,经过新罗末期和高丽初期的社会变动,基本上奠定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本研究侧重考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国家如何支配乡村以及乡村如何应对等问题。

王建在弓裔部下累任松岳城主、铁原太守,因战功而成为弓裔的最得力的将领,统率西南海域的水军,实力渐增。关于王建的出身,史籍上众说纷纭,不乏疏漏。《高丽世系》一书记载了高丽时代流传的许多关于王氏祖先的传说。此书略云,太祖王建之先名虎景、自称圣骨将军,自白头山进历至扶苏山左谷定居。虎景生康忠,康忠有子宝育,天资慈惠,入知异山修道。宝育之女遇到微服私访的唐肃宗,生作帝建,作帝建娶西海龙王之女,生子曰隆建,后名王隆,即王建之父。时桐里山有僧道铣,与王隆相见如旧识,同登鹄岭究山水之脉,上观天文,下察地理,筑松岳之新第,预言将一统三韩,诞生英主云云。

2. 地方的统治体制

然而,这种说法其实是出自高丽毅宗王时金宽毅的《编年通录》,是后人的虚构。据《松京志》云: 《丽史》论曰,金永夫、金宽毅皆毅宗朝臣也。宽毅作《编年通录》,永夫采而进之。其剳子亦曰宽毅访集诸家私畜文书,其后闵渍作《编年纲目》,亦因宽毅之说。独李齐贤援据《宗族记盛源录》,斥其传讹之谬。齐贤一代名儒,岂无所见而轻有议于时君世系乎?《太祖实录》乃政堂文学修国史黄周亮所撰也。周亮仕太祖孙显宗朝。太祖时事,耳目所及,其于追赠,据实书之。以贞和为国相之配,以为三代而略无一语及于世传之说,宽毅乃世宗时微官,且去太祖二百六十余年,可舍当时实录,而信后代杂出之书邪?

关于地方支配体制从地方官员的等级,丁数,部曲制等三个方面考察。高丽前期地方官员的等级采取界首官制。界首官制是由界首官-一般主县-属县等3层结构构成。界首官不仅拥有一般主县的权限,而且还拥有更广泛的权限。为了弥补界首官制的局限性,国家先后引入了以顶数为基准的地方编制方式。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王氏源于开城西面的礼成江下游的礼成港。这里在八、九世纪时是一个水陆交通的枢纽,也是一个商贾云集的都会,朝鲜半岛前往中国大陆的贸易就是以此为起点的。现在估计王氏原本是依靠贸易起家的巨商,其后逐渐壮大为开城地方颇有势力的豪强。王建的父亲王隆建控制了开城并将其作为据点,公元896年王隆携子王建归附了弓裔,此后的王建便成为了弓裔部下的得力干将。新罗景明王二年弓裔部下军官起事,王建的心腹骑将洪儒、裴玄庆、申崇谦和朴智谦驱逐弓裔,拥戴王建为王。《东国通鉴》卷十二并《高丽史·太祖本纪》云,太祖二年,迁都松岳郡,升郡为开州,创建宫阙。王建同样自称为高句丽的后继者,定国号为高丽,定年号为天授。至此,朝鲜半岛后三国的局面正式形成了。 高丽与后百济迅速陷入了对峙与战争中。

在高丽前期,地方制度的运营中采取了根据丁数和地方官员官职来确定地方单位级别的2种方式。 根据丁数来确定的方式主要是为了有效地运营税收制度,根据地方官员官职来确定的方法主要是从政治,军事职能为中心的行政体制的必要而出发的,它属于界首官制。

公元920年王建首先向新罗景明王发出联合的信息,向新罗聘使,同年,甄萱攻陷新罗西部的大耶城,进军高丽南端的进礼城,新罗向王建求救。 随之开始了长达16年的统一战争。战争初期双方互有胜负形成了拉距,双方都积极的向外界寻求援助。公元922年百济遣使日本希望日本加入半岛的战局,但日本回绝了。于是甄萱又入贡后唐,换取了"持节都督全武等州军事行全州刺史海东西面都统指挥兵马制置等事百济王食邑二千五百户、检校太尉兼侍中判百济事"。此外弓裔早在公元900年刚刚称王时就向吴越派遣了使节(实际上公元896年他就向当时还未称王的浙东节度使钱镠派遣过使节)。但后百济的外交活动并无助其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当时的中原王朝本身的实力就很有限,所谓的封号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江南割据政权的力量就更弱了。)

高丽前期,国家为有效地收取特定的生产物和劳动力,设立了许多特殊的行政区-部曲制 。 部曲制所包括的地区其赋税负担,国家支配方式等诸多方面同一般的郡县制有很大区别,很难用一句话概括。隶属于部曲制地区的百姓相对郡县制地区的百姓具有强烈的身份及地区归属性,他们的身份基本上是良人,部曲制地区的百姓隶属程度相对于郡县制地区的百姓更加强烈,其赋税负担更加沉重,大部分人是最下层良人,其存在形态是高丽末朝鲜朝时期身良役贱阶层的先驱。

公元926年,高丽与百济之间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决战。9月后百济直取金城,10月城陷,城陷之时,景哀王正与妃嫔游鲍石亭、摆曲水宴,结果俱为百济兵所获。王建亲自领兵赴援,大败而归,王建仅以身免。景哀王自尽,甄萱虽然取胜,自是付出相当代价的,于是12月甄萱主动向王建提出休战。王建于翌年3月表示同意。甄萱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加紧整军备战,获得喘息的机会。5月起在今庆尚北道北部、忠清北道南部再开战端。公元929年后百济在庆尚北道势如破竹,进展迅速。同年甄萱又一次向日本请援,又被拒绝。

从地方制度的层面看,高丽前期中央政府的集权程度不如新罗统一时期。高丽建国后,奠定集权体制基础一直到玄宗时期,从中央下派到地方的地方官数为130个左右,而新罗时期中央政府对所有地方都下派了地方官员。

从公元930年开始高丽展开了反击,这一年王建在古昌郡大破后百济。公元933年王建遣使入后唐 朝聘,得封为高丽国王。同年,王建废自立年号"天授",开始采用后唐所赐的年号"长兴"。得到中原王朝册封的王建获得了正统的名义,得以名正言顺的取代新罗统一半岛。公元934年,高丽大军南下忠清道,甄萱再次以"和亲"为名向王建提出休战的请求。当时,军中诸将大都以为甄萱势孤请和,进言王建允准"和亲",惟独老将庾黔弻力言不可不战。王建采纳了庾黔弻的意见,派遣精锐骑兵数千,奇袭后百济军,大获全胜。高丽在运州取得了对后百济决定性的胜利 ,熊津以北之地尽入高丽。

因此,高丽前期一直到玄宗时期,基本上采用了中国式的地方管理体制,其间经历了不少波折。玄宗时期,由于下派到地方的官员数量的不足,基本上采用了在界首官下面设置了许多主县和属县的方式来弥补集权制的局限性。

公元935年后百济发生内乱,甄萱长子甄神剑联合二子良剑和三子龙剑幽禁其父于"金山佛宇",杀死被甄萱立为储君的四子金刚,自立为王。公元935年夏六月,甄萱带着最小的儿女"奔罗州,请入朝",向老对手王建俯首称臣。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对于这一事件《高丽史》中有一段记载:".....冬十月壬戌新罗王金傅,遣侍郎金封,请入朝...... 十一月甲午,新罗王率百僚发王都,士庶皆从之.香车宝马连亘三十余里,道路填咽、观者如堵。沿路州县供亿甚盛,王遣人问尉。 己未,罗王上书曰:'本国久经危乱,历数已穷,无复望保基业,愿以臣礼见!'不允。 十二年辛酉,群臣上奏曰:'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国二君,民何以堪?愿听罗王之请!'...... 除新罗国为庆州......。"

为了弥补根据地方官员官职来确定管理权限的局限性,试图根据丁数来确定权限。但是,这种管理体制从一开始就孕育着界首官与主县和属县之间的矛盾以及界首官超越其权限,对地方的支配和掠夺而引起的矛盾。这种强制性的地区分工体制下的部曲制,更加加重了这种矛盾。但在12世纪乡村体制变动过程中,无论采取何种弥补措施,地方管理体制本身所具有的结构性矛盾都难以得到改善。

这里所记载的是新罗末王敬顺王金傅向王建臣服的史实。9年之前朴氏出身的景哀王已死,后百济王在金城烧杀抢掠之余并未灭亡新罗。他将金氏王族后裔金傅扶上了新罗国王的宝座,身为傀儡的金傅眼看国土日窘、仅剩金城一隅,决定向王建臣服。他的儿子反对道:"当与忠臣义士谋,收合民心以死守国。"然而,新罗的江山毕竟已经无可挽回,不过臣服后的金傅和新罗的王室还是受到了王建的礼遇。王建将长女乐浪公主许给金傅为妻,封金傅为乐浪王仍以新罗旧都庆州交其治理。

3. 乡村的支配体制

公元936年夏六月后三国的历史在一件戏剧性的事件中划上了句号。甄萱主动向王建请兵去讨伐自己的三个不孝子,他说"愿仗威灵,以诛贼子"。王建当然不可能错失良机,他与甄萱"亲率三军赴天安,进次一善。神剑率文武官僚出降。得逆臣能奂,数罪诛之。"老子打儿子来成全别人的天下,这样的事情在世界史的舞台上也是罕见的。不过王建以神剑"为人所胁且归命乞罪"将其赦免。不久以后,甄萱"忧懑发疽,数日卒于黄山佛舍"。 王建将良剑和龙剑流放晋州,不久便将二人杀死。同时任命甄萱之婿朴英规为佐丞,以示对甄氏的怀柔之意。

在乡村支配体制上也呈现出类似的倾向。在后三国时期,王建为了建立统一王朝,广泛收罗各地方有势力的大土豪以及中小土豪。从各地方土豪的立场考虑,为了依靠更加强大的势力,保存自己领地,只好归附于将要成为新兴国家盟主的邀请,王建和豪族集团的政治妥协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所达成的。

统一半岛之后,王建面临着两大难题的考验:对内如何巩固高丽王朝的统治;对外如何面对新近崛起的强邻--契丹。王建参照泰封、新罗和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为新兴的高丽王朝初步确立了中央政府的架构。高丽置三省:内议、广评和内奉省,其中又以广评省的地位最为重要。广评省下辖选、兵、民、刑、礼、工

其结果,王建和地方土豪之间表面上结成了君臣关系,但实质上国家默认了以豪族长为首的豪族集团的权利和对乡村的支配权即“封邑支配”的体制。学术界一直争论的“豪族联合政权说”、“王权臣属说”、“乡村支配层地方割据论”、“国家权力优位论”等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分管国家的各种事务,可以说是高丽王朝的中枢所在。高丽的最高军事机关为徇军部,军队由从自耕农当中征发的府兵组成。此外,驻扎在都城开京的六军,具有禁军地位,直接由国王掌握。从高丽王朝朝廷的结构来看,它在表面上完全承袭了中原隋、唐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然而表面上的类似无法掩盖高丽王朝和中华上国社会基础上的巨大差异。王建所建立的高丽王朝归根到底是在地方豪族支持下建立的,高丽王国的统一程度是无法与中原王朝相比的。

此后,豪族内部出现分化,即有些人进入中央政权而有些人留在乡村,继续成为乡村支配层。乡村支配层在国家认可的权限内真正掌握了乡村的支配权,确立了名副其实的“封邑支配”体制。

地方豪族势力的兴起和新罗后期各地军镇的建立有着直接的联系。新罗朝廷设置军镇是为了扼守战略要冲以保卫国土,前期军镇主要设在北部边境以防御渤海国。但是随着海贼的骚扰对海上贸易的威胁日益严峻之后,新罗朝廷开始在南部沿海地区建立一系列的要塞。张保皋镇守的清海镇、位于今日南阳的官城镇和江华岛上的穴口镇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三镇。和张保皋一样,这些镇将所掌握的武装大都是以其家族成员为核心的私兵。他们在事实上世世代代控制着远离京城金城的大部分新罗国土,这些地方望族在他们的地盘上广筑城池,因此他们也被称为"城主"。

这种“封邑支配”的体制,成为中央实行集权统治的最大负担。即国家建立初期开始形成的国家与豪族的关系,成为建立中央集权制的极大障碍。

这些城主大都以官军的名义驻扎一方,并从自己的`属民当中征募士兵,所以在史籍中他们往往被称为"将军"。城主的社会背景是复杂的,张保皋那样起于草莽的自不待言,有些城主也是从具有京城贵族背景的人中产生的。这些金城的贵族有些出身于真骨贵族、有些则出自身份较低的六头品,他们因为犯罪或是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而被逐出了京城。不过,更多的城主则是在地方上的豪门望族。有势力的家族把周围的土地和百姓置于自己的控制后,大大的扩充了自己的势力。这两类城主逐渐代替了由朝廷委派的地方官,成了地方上的"土皇帝"。

到玄宗时期,经过对地方管理体制的改革,基本上形成了官主导的乡村支配体制,但其过程并不顺利。以乡村官吏层为中心的乡村支配层是当时官僚群的主要来源,因此,中央与地方势力之间有着牢固的纽带关系。

王建的统一标志者王朝战争的结束,但是地方上的城主们和他们的城寨依然保持着独立和半独立的地位,这一点和后三国时期并无区别。早在王建登位之初,就有许多豪族前来依附,据《高丽史》太祖十三年二月乙末条记载:"是时,新罗以东沿海州郡、部落皆来降。自溟州至兴礼府、总百十余城。"这些豪族的归附对于当时力量较弱的王建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因而在他定鼎天下之后,是不能不加以回报的。

总之,高丽前期,乡村支配势力拥有比任何朝代更加强大的权利,与此相反,中央集权势力相对微弱。

此外,那些跟随王建出生入死的将领们在地方上的权势是受到朝廷认可的,太祖在地方上的统治还得靠他们的维系。为了安抚地方的豪族,并将他们纳入王朝的统治体系,王建采取拉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地方豪族连姻的策略,是为了巩固王室和豪族之间的关系,促使在他们为了高丽政权的强化、社会的安定上作出贡献。王建和全国二十多个大族有姻亲关系,比如贞州柳氏、平山庾氏和朴氏、广州王氏。

4. 身份制的实行与乡村社会

另一方面,王建按照地方豪族对王朝的功勋、他们多领城邑的大小、多寡,将全国大小豪族的领地相应的设置成府、州、县,执掌这些府、州、县的官员依然是原来的豪族,这样一来他们就被王建纳入了高丽的国家机器中,高丽的郡县制由此而来的(高丽的地方政区设置沿袭中国唐朝,包括道、府、州、郡、县这五级,王建时代府、州、郡、县仅仅是一个开端,至高丽成宗十四年。尽管王建想方设法笼络地方豪族,他们仍然不愿安分守己,王建死后两年就爆发了"王规之乱",差点颠覆高丽王朝,这场叛乱宣告了王建怀柔策略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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