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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论衡:深刻认识历史叙事的价值

历史学需要感觉主义?

内容提要:回溯近代以来历史学的发展历程,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叙事性导致传统史学的知识可靠性遭到质疑。历史学在叙事层面所面临的困境,是人们对其能否揭示“历史事实”持不同认识所导致的。事实上,对历史叙事的批判并不能消解历史学中的“历史事实”,历史事实不是历史学家凭空想象的结果,即使是历史解释也由不得历史学家天马行空。历史叙事是历史学与生俱来的基本形态,既是它的形式,也是它的内容,是历史学这门古老学科耕耘了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学的形态、价值、功能等等,都生于斯、长于斯。离开了这片故土,历史学难以长出参天大树。

以表述历史为职业者闻之必摇头再三。的确,自打19世纪后半叶与文学分道扬镳后,近代历史学即琵琶别抱、投身于科学门下。历史学被视为基于科学的方法追求事物客观性的学科。

近代以来,叙事性导致传统史学的知识可靠性遭到质疑。怎样认识历史叙事?历史学的叙事性与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之间是什么关系?历史学在未来发展中该怎样处理与之相生相伴数千年之久的叙事?这些都是史学界必须严肃对待的问题。

不过,近代历史学的一厢情愿并不能改变其自身的历史。历史学作为一种表述行为,毫无疑问带有修辞的文学成分。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所指出的,本质上,决定历史叙述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解释。1980年代后半叶“语言学的转变”摇撼了一味追求科学性的历史学,一些历史学者蓦然发现,近代历史学数典忘祖,在科学的刀劈笔削下,历史被规训得支离破碎、血色失调。历史学需要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想像力。

近代以来历史叙事遭到质疑

本来,文史一家,自古而然,不论东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亦文亦史,介于文史之间。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历史书写就是修辞性的文学行为,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既是历史着作,也是文学作品。如果撇开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不同,确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运思结构、议论格式以及意识形态指向上并没有本质差异。

作为与人类文明相伴生的文化现象,历史学最早确立的基本学术范式就是叙事。将总结经验、明辨是非、宣扬教化、立一家之言等各种主观意图贯彻在叙事的过程中,既是传统史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也是其实现社会价值的基本方式。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历史学的这一基本学术范式遭到质疑。

但是,从诞生之日起,近代史学即着力于在历史学与文学之间设立樊篱,她声称历史学关注的是以“史料”形式存在的“事实”,而文学艺术所建构的“事实”是虚构的,故而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为保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兰克主义史学甚至将历史学圈定为基于可靠的官方档案的政治史。这种历史科学化的结果,近代史学失去了想像的活力。

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最为突出的现象就是自然科学迅猛发展,科学成为强势话语。因此,自觉向科学靠拢,努力成为科学领域的一分子,或者至少增强自身的科学属性,成为众多学科发展的一致追求,历史学自然不能例外于此种潮流。在科学化浪潮中,人们对于什么是科学其实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能不能提供客观、准确的知识,则成为判断一种学术活动是否具有科学性的公认标准。在人文诸学科及各种文化领域,文学、艺术、宗教等主要关乎审美与信仰,主要不是为了提供客观、准确的知识,因而较少出现科学性方面的争论。深陷是非之境的主要是历史学与哲学,因为这两大学科近代以来都有提供客观、准确知识的强烈追求,因而也都面临有关自身学科属性、方法、功能的种种争论。

对于兰克式的历史叙述,近代史学内部一直翻滚着突破桎梏的冲动,“新史学”便是一个象征符号。早在1890年代就有人使用了“新史学”一语,1929年法国“年鉴派”出现后,“新史学”逐渐扬名世界,衍生出多重含义,从早期强调与社会科学对话、建构整体历史,到近来反对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和用理论、概念来随意切割历史,主张把历史置于日常生活之中加以考察。“新史学”这种不断突破自我——历史学的局限性的努力,表明她不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是反对任何僵化的武器。在法语里,“新史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活着的历史”。顾名思义,活着的历史就是要将历史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这是一个高远的目标。

近代以来,笛卡尔等思想家将传统史学摒弃在知识之外,这激发了历史学家们将历史学科学化的雄心。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兰克史学以及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所做的种种努力,撇开其各自丰富而具体的史学研究方法与内容不说,仅从方向上看,就是为了把历史学规约化为对原始资料的纯粹客观的实证研究。当时的许多历史学家相信,通过严格的资料审查、严谨的历史考证,最终能够提供客观、准确的历史知识,从而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为了维护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实现历史学的科学化,近代以来实证主义史学的各个学派都对必然包含着叙事者主观目的、意图的历史叙事持批判态度。比如,兰克提出的“如实直书”,其根本意义正是对传统历史叙事的批判。

尽管如此,在“新史学”的圣坛上,文学依然不在。直到接受“语言学的转变”的冲击后,“文学”才重新现身于历史学家的视野。

20世纪,分析哲学兴起,针对语言展开逻辑分析成为一时风尚。在此风尚之下,20世纪的史学理论家们对于历史叙事、历史文本等不再像前辈实证主义史学家们那样抱有偏见,但他们对于历史叙事的重视却非叙事本身,而是叙事所包含的“真值”。在分析哲学家们看来,文献中的“真值”只能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来发现。因此,尽管叙事进入了研究视野,但关注的重点转换为叙事的形式,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种通过逻辑分析发现的、隐藏于叙事形式之中的“真值”,才是我们能够从文本中得出的有关过去的客观知识。从19世纪的实证主义史学发展到20世纪的分析史学,尽管具体论题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强调历史学需要提供客观、准确知识的学科追求上仍然是一脉相承的。

“语言学的转变”要求人们以语言为中心重新思考“文化”。“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历史学应该关注语言,语言构成了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又赋予表象于意义。“语言学的转变”让文学为之欢呼,令历史学震惊不已,1994年,英国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专门组织了一场文学与史学的激烈讨论。然而,文学和史学并没有就此破镜重圆,但是,朴素实证主义史学从此失去了在历史学昂首独步的话语霸权,不管是否愿意,历史学者必须承认历史文本的修辞性,修辞和事实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必须承认历史证据或记忆里包含着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矛盾。

20世纪70年代,叙事主义史学理论兴起,学术界对叙事的关注从构成叙事的最基础因素——语言进一步拓展和延伸到修辞、文体、模式等更为广阔的领域。在其代表人物海登·怀特看来,当历史由编年转化为故事,就必然会遭遇情节化模式、论证模式及意识形态蕴涵模式等叙事结构的局囿。例如,故事将呈现出特定的类型,如浪漫的、悲剧的、喜剧的、讽刺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海登·怀特、安克斯密特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虽然突出了历史学的叙事属性,但他们引入修辞学、文本分析等诸多研究方法,试图重新建构历史学的学科逻辑,结果反而造成对历史学更广泛的质疑,而且在社会层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里谈到历史的想像力时,举例说:

历史叙事中的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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